顾老师
在日前举行的北京论坛上，有卫生部官员透露，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仅为53岁，比普通人平均寿命短10岁。
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却表示，中关村死亡的知识分子的平均年龄是70.27岁，比普通中国人的寿命多出8岁。中国知识分子不仅不短寿，而且平均寿命高于普通人群。
“短命论”愈演愈烈
翟教授说，1998年底，当时的国家体委研究所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关村知识分子健康状况的调查报告，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被多家报纸转载。
该报告收集了中科院下属7个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共8个单位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5年时间内共134名死亡人口资料，统计后得出结论：“中关村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为53.34岁，低于北京1990年人均期望寿命73岁，比10年前调查的58.52岁也低出了5.18岁。”翟教授认为，这份调查数据并不准确。
首先，该调查范围过窄（8个单位），调查样本量过小（134人）且覆盖不完整，所以报告中的结论未能真实反映中关村地区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
而另一个致命的缺陷在于，媒体和一些研究者混淆了“死亡人口平均年龄”和“平均预期寿命”这两个人口学指标。“死亡人口平均年龄”不等于“平均预期寿命”。
翟振武教授说，人口学界用平均预期寿命（期望寿命）来衡量寿命，即已经活到一定岁数的人平均还能再活的年数。在不特别指明岁数的情况下，人口预期寿命或人均预期寿命就是指0岁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例如，2000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为71.40岁，指的是按照2000年的死亡水平，刚出生的人口平均可以活71.40年。
而当时的调查把中关村8个研单位的134名死亡知识分子的平均年龄（53.34岁）误解为知识分子的预期寿命，并将其与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73岁）进行比较，是没有任何科学意义的。
2004年初，关于中年高级知识分子“过劳死”的提法成为报纸、互联网络的热门话题。在当年的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中年高级知识分子“过劳死”的问题也引起委员们的广泛关注。
2004年4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的《互联网信息择要》（特刊第463期）刊载了“网上关于中年知识分子健康‘亮红灯’现象的报道和评论综述”。该综述反映了中国数家网站上报道的中年高级知识分子健康堪忧的状况。
问题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批示要用“科学的抽样方法”、“准确的统计数字”进行调查分析。2004年7月，国家人事部、北京市人事局委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组成课题组，进行“中年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健康状况调查”。
平均寿命高于普通人群
然而，调查的真实情况却是：中国知识分子不仅不短寿，而且平均寿命高于普通人群。
翟振武教授表示，课题组以全国第四次、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计算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均预期寿命。采取抽样调查、访谈调查、问卷调查、数理统计分析等多种科学方法，随机抽取了中关村地区科研院所、高校、高新技术企业的2500多名中年高级知识分子为样本组，在北京市范围随机抽取了20个居委会的505人为普通人群对照组，比照分析了中关村地区中年高级知识分子健康状况。同时设计了中年高知组和普通人群组（对照组）健康调查问卷，以便进行科学的分析，得出正确结论。
调查发现，受本科以上教育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高出普通人群8岁左右，且在过去十年不断提高。近年中关村地区死亡高级知识分子的平均年龄为70.27岁。中年高级知识分子工作压力大、时间长、身体透支状况较为普遍，在高血脂、高胆固醇、妇科疾病、体力状况等方面均比普通人群差，但在亚健康状况、慢性病患病率、高血压、心理健康状况、健康自我评价等方面，与普通人群没有显著性差异。
各指标的变化都揭示出，近10年来受本科以上教育人口，即知识分子的平均预期寿命是在提高，而不是在下降。
翟振武教授说，事实上，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在整个社会阶层中，无论是健康知识，还是收入水平、医疗保障、生活条件、社会地位、退休金待遇等，都是具有优势的。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死亡水平低于社会普通人群的总体水平是合乎逻辑的。
“短寿论”为何还经久不衰
虽然调查为“中国知识分子短寿”彻底“平反”，但是，调查数据和全国人口普查所显示的结果与媒体的报道和很多人的直观印象为什么截然相反呢？
翟振武教授说，一般人往往容易用自己的直观印象代替和推断群体的指标。在有些情况下，个人的直观印象与群体指标一致，但有些情况下，两者并不一致。预期寿命指标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个别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现象不能代表全体知识分子平均预期寿命的水平。
他表示，感觉不能代替科学的分析，个别的直观印象也不能代替群体的指标。由于知识分子，特别是著名的知识分子，社会影响大，一举一动引人注目。一旦某些知识分子英年早逝，媒体就会进行密集而广泛的报道。而对更大量的年轻工人农民的死亡，媒体却鲜有报道，这就给很多人造成了知识分子寿命短于普通人的印象。
南京营养师培训认证网转载
